伴随着综艺实习的深入，年轻人感受着起伏的欢愉。这种欢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展开，并且表现出了层次性，其内涵不仅局限于直观可感的表层快乐，如情绪价值和感官刺激，也包括更深层次的愉悦和满足感，主要体现在对人脉资源的获取以及对职业价值的认同。欢愉的产生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综艺行业通过构建“欢愉”机制引导实习生接受意识形态支配，进而影响其社会行为（齐泽克，1989/2014：30）；二是实习生内心的真实情感体验，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维系着其持续甘愿劳动的意愿。
（一）时间轴上摇摆的职业想象
随着时间流转，实习生对这份职业的想象和理解日趋复杂。他们感受到了综艺行业的新鲜、有趣，也随着实习深入体会到了艰辛劳碌，然而决定实习生是否会再次甘愿回到综艺实习的重要分叉路口的，是这群年轻人能否从综艺行业中感受到真切的价值认同。对于重复入场的人来说，他们对自己的职业想象可能是“高度在场的观众”，也可能是“被剥削的临时工”，但终归会成为“创造价值的劳动者”。
综艺实习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奇妙的娱乐体验。尤其是在实习初期，这群年轻人也是众多明星的忠实粉丝，甚至以“观众”的身份乐此不疲地选择“为爱发电”：“当时看到了那个宣传视频里有我喜欢的一个明星，猜测他大概率会来，就选择了这个综艺实习。”（S11）在节目录制过程中，全方位的感官刺激，接连不断的游戏、表演与笑料，以及充满欢声笑语的工作氛围，模糊了工作与娱乐的界限。每当出现有趣的故事，实习生会乐此不疲地和同样作为“观众”的其他工作人员进行分享，仿佛获得了“最新的娱乐八卦信息”。这种“绝妙”的体验充斥在实习生每日的工作内容中，暂时遮蔽了劳动的剥削本质。
除了情感上的欢愉体验之外，这群年轻人在实习初期也怀揣着对行业的向往和想象，对优秀的前辈产生了钦佩之情。这些前辈老师不仅专业技能过硬，还有很多传奇事迹。一位男导演在一次闲聊中对大家说：“我们之前拍片的时候，沙漠、雪山、丛林、荒岛，我们的女导演都去过，你们这位姐姐一个人在沙漠里住了一个月，就是为了试验拍摄环境，我们都佩服得不得了。”前辈们的故事进一步升华了综艺劳动的崇高价值，正如贾文娟等人（2018）的研究所指出的，综艺机构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进行着情怀工作，激发出实习生的牺牲精神。实习生也由此更加相信，实现理想的过程就意味着辛劳与付出，他们甚至为此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这种崇高“超越了快乐原则”，是通过牺牲和奉献、通过不快乐而获得的“悖论性快乐”（齐泽克，1989/2014：258）。S3在一次实习中带病上岗，这并没有影响她的热情，她享受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的感觉，以“主人翁”的精神对待这份工作。
但是随着工作的深入，实习生开始对综艺行业祛魅。比如S7发现：“进入真实的娱乐行业后会知道更多的花絮和内幕，同时需要谨守从业人员规定，这个落差感特别容易让人从粉丝转路人。”综艺行业的商业逻辑和价值逻辑也往往存在冲突：“一开始希望通过这个综艺来宣传正面的价值观，但是后来为了流量和红利，我觉得这个节目变成了一个秀，起点很宏大，落点很零碎……我偶尔会觉得自己是一个AI，虽然面对着不同的艺人，但是我在反复做着一个已经做了无数遍的东西。”（S16）事实上，多数实习生承担的工作十分琐碎，S15坦言自己曾经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给节目组“点外卖”和“搞卫生”。正如Smith和Chan（2015）所言，大学生的实习往往只涉及简单的工作，甚至和学术专长没有关系。无论对管理者还是对大学生来说，实习的目的并非让学生在真正的实践中去锻炼硬技能。
此外，高强度的重复劳动令实习生意识到综艺行业的艰辛。劳动者的身体是一种重要的媒介，也是构成生产的重要基础设施（孙萍，李云帆，吴俊燊，2022）。身处于生产视听节目的综艺行业，实习生的身体完全被媒介占据，成为节目生产的重要工具。当W公司进入项目拍摄期后，实习生需要承担场记工作。场记员要用到的劳动工具包括手机、平板电脑、电脑设备、电子大屏、收音机、耳机等硬件电子设备，也包括即时通讯工具、场记软件等应用程序。这些和身体绑定在一起的劳动工具成为管理者控制实习生的“中介化”手段。他们的眼睛要时刻盯住艺人的一举一动，耳朵要时刻接收艺人麦克风中传回的声音信息，双手要不停地在手机上记录艺人之间的对话、故事和笑料。这一切的声画信息丝毫不可落下，否则就会错过重要的故事线索。甚至在吃饭、上厕所的间隙，实习生仍然需要进行监听和记录。
从更为实际的层面来说，综艺行业对新人并不友好。比如实习生务必按照规定时间集体乘车，否则只能自费打车去录制现场。考虑到经济条件与方便程度，实习生不得不早早随车出发，每天早于上班时间到岗。在下班时段，由于经常出现车辆不够的情况，实习生只好在工作场所等待，加强了节目组对实习生劳动场域之外的时间控制。
然而，尽管对行业祛魅，很多实习生仍然甘愿回归。认同构成了行动者自身的意义来源，对职业价值的认同感是牵引以及支撑实习生持续甘愿的重要动力。认同与时间有关，随着时间的推移，认同在动态建构中完成，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自我也是一种“历时性的认同”（阿斯曼，2021：137）。因此，这种认同不仅源于对综艺节目内容的认同，还表现在职业特性与个体性格特征的同一性整合。
曾经的一段实习经历让S16发现综艺节目的确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我做过一个音乐剧节目，一开始音乐剧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发展市场，表演人员大概有一百位，但是观众只有十几个。但是我们这个节目让音乐剧市场复苏了，我感觉是带给整个社会风向的一个改变。观众有了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音乐剧演员也有了饭碗。”工作本身即被视为一种自我实现的行为，劳动者在使命感的指引下进一步明确了工作的意义。因此，尽管职业道路艰辛，S16仍然为了理想和情怀不断踏入综艺行业。
S10经历了四轮综艺实习，目前就职于国内某头部综艺团队，她发现大众每一次的正面评价，都可以增加她对这个行业的价值认同。明确的目标和及时的反馈，能够让人感受到进步，激发进一步劳动的意愿（Waweru，Kiambati，Simiyu，2015）。此外，S10对综艺行业的认同不仅局限于节目内容本身，还源于职业与自我的同一性。综艺行业充满创意和挑战，需要从业者迎难而上，不断精进，这与S10的性格以及价值观非常契合，她不喜欢一成不变的生活，希望每天都很充实。正如研究所指出的，个体更可能对那些与自己价值认同相符的外部信息持积极态度，通过所从事的职业来回答“我是谁”这一问题（Wheeler，Petty，Bizer，2005）。S7在实习结束后选择了重返岗位继续无薪实习，不仅是为了观看喜欢的艺人参与节目录制的全过程，也是为了在工作中获得“养成系的快乐”：“既是养成自己的作品，也是在做综艺的过程中养成自己。”相比之下，S17很快放弃了综艺行业：“综艺制作还是很需要用爱发电的，我只是偶尔会看综艺，去实习就是想去开开眼界、玩玩而已，这一行业压力很大，我还是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
抱持着对综艺行业的深切认同，未来即将投入的时间资源也变成了一种富有意义的等待体验。实习生们相信，当下的劳碌辛苦，是得到未来理想职业必经的过程。甚至在等待的过程中，对“未来自我”（a future self）的认同也产生了，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自我认知与行动规划，个人预先构想出一套应对未来挑战的策略，进而实现持续性的自我成长与发展（Brekke，2004：18）。
S4总结道，她之所以坚持这么久，是因为“综艺本身不仅仅是多巴胺的快乐，也能有内啡肽的愉悦”。前者是低廉且即刻的欢喜，比如节目的娱乐属性以及对于行业的成名想象，都能给实习生带来浅层的愉悦体验，并吸引实习生加入其中。后者则具有一种减痛机制，让人感受到先苦后甜，那是基于认同所带来的欢愉和能量，帮助自己找到个人在行业中的意义、价值与存在感，带来积极的工作体验。
由此可见，对于重复入场的综艺实习生而言，此时的“甘愿”展现了一种相对纯粹的情感投射，那是一种超越多巴胺的“欢愉”，具体表现为对行业价值的深切认同。职业认同产生于个体和环境的不断互动，认同感强烈的个体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往往能够更积极地管理自己的情绪，避免自我怀疑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且会更加主动地寻求外部信息（Mosley-Howard & Andersen，1993）。个人所抱有的情怀和向往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互惠”交换，所交换的内容是工作所带来的价值感，这种内在的情感奖励往往比外在的物质激励能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柳旭东，张瑞瑶，2019）。
（二）实习历程中纠葛的人情网络
在综艺机构编织的人情网络之中，实习生经历着复杂的情感体验：在实习初期他们与带教老师展开了相对愉悦的社交互动，也尝试为自己的前途积累人脉资源。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也感受着明确的关系界限以及被人际关系捆绑所带来的束缚感。
在实习生入场之后，综艺机构便开始制造一种基于自上而下“取悦行为”的亲密关系，让实习生在劳动中感到欢愉。相较于传统媒体严肃的等级关系而言，综艺行业中的人际关系并没有特别严肃刻板，相处模式相对开放、自由、随和，这对初来乍到的实习生而言是一种巨大的吸引力。
首先在称呼上，“××哥”、“××姐”的称呼代替了“××主任”、“××总监”、“××老师”。无论是总导演还是实习生，他们都要在拍摄现场共同工作、吃一样的盒饭。亲切的称谓模糊了上下级之间的身份，并潜移默化地将“哥”、“姐”所代表的亲密关系融入了人际交往之中，这被实习生称为“哥姐文化”。
综艺公司往往对实习生进行扁平化分组管理，不同小组负责不同的项目板块，每个小组由一两名正式员工和两三名实习生组成。实习生和正式员工通过互送奶茶、零食，私下聚餐等方式增进了友谊，带教老师还会关心实习生有没有租好房子，生活起居是否适应。被制造的“哥姐文化”提供了充足的情绪价值，满足了初来乍到的实习生的情感需求。然而事实上，正式员工与实习生之间的关系，更像是Zelizer（2012）意义上的“关系工作”，关系只是一种作为交易的中介，个体在建立、维持、协商、转变和终止人际关系方面做出创造性努力，其目的在于利用社会关系进行交易，即引导实习生进行甘愿劳动。
事实证明，这种舒适的关系并不会维持多久，实习生很快便感受到身份的区隔。他们被提醒作为“实习生”的身份，这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依旧是“被排除在外的”。比如，实习生不允许和艺人交流，以防止节目内容被私自传播出去。受访者S10谈到：“短视频组和艺人说话就没事，场记组和艺人说话就有事，正职姐姐每天和艺人嘻嘻哈哈的也没事，就是要防实习生。”由此可见，实习生逐渐意识到带教老师保持友善的目的，最终是为了让自己在实习阶段无私地奉献劳动，自己始终被排除在公司和节目组体系之外。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对综艺行业的高度价值认同激发起个体对职业的热爱和执着，为了能在综艺行业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相较于“开放、自由、随和”的人际关系所带来的欢愉体验而言，获取人脉资源对于实习生来说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在相对封闭的实习环境中，带教老师和实习生之间建立了一个稳定的“人情网”，这张“人情网”里包含着资源的置换，网络越稳定，意味着越可能发生“回报”（翟学伟，2021）。尤其是对那些持续甘愿入场的实习生而言，资源的获取和关系的依附相伴相生，他们希望通过前辈来助力自己的职业发展。S10感叹道：“每个行业都存在人情世故，但是在娱乐行业，很多岗位的可替代性都很强，于是‘关系’这个东西会被放大。”拥有关系的人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否则会受到限制，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关系危机才是真正的道德危机（翟学伟，2019）。
综艺行业很有“前辈意识”，实习生和带教老师形成了较强的依附关系，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实习生可以通过带教老师获得更多机会。然而这种资源的获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时间概念和“资本”本身存在着互通关系，资本是累积的劳动，需要时间的累积才得以生成（布迪厄，1997：90）。如果将人情资源视为一种具备交换价值的礼物，那么也只有在等待中物才能被视作是礼物（邓玥馨，2024）。S15参与过四段不同的综艺项目，在这一过程中她结识了行业内的各类角色，并有意地和带教老师保持密切联络，她认为正是因为自己在不同综艺实习中努力地慢慢积累人脉关系，才得以接连获得工作机会：“现在我不用投任何简历，都是别人问我有没有档期，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做项目……之前认识的哥哥姐姐们能够给我最大的就是资源。”其二，带教老师和实习生之间通常没有利益冲突，比较愿意将自己的经验分享出去，这使得带教老师成为实习生向上社交的重要资源。S2如今已经成为综艺行业的正式员工，角色的置换也使得她更加理解“实习”的意涵：“工作之后，很多事情完全没有人教你，只能靠你自己去摸索。实习的时候起码还有老师教你怎么做，我很开心的一点是当年的实习老师大多乐于帮助我，甚至还会给我安慰和鼓励。”其三，当前的带教老师有可能发展成为未来的合作伙伴。S16辗转了多个综艺节目，并且和此前的实习老师都保有密切联络，彼此之间在工作中互通有无，逐渐形成了相互协助和支持的关系。
但正是这种依附关系，将实习生与加班等额外劳动绑定起来，“依附”逐渐演变为“束缚”。“人情”和“面子”会培育出相应的关系和权力，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熟人圈子中，二者的威力也会被放大（翟学伟，2021）。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带教老师在微信群里发布一段简短的工作要求，实习生就会付出大量的精力去完成任务。流动的办公场所和混沌的时间观模糊了劳动与休闲的界限，劳动关系也逐渐模糊化（胡慧，任焰，2018）。实习生被迫时刻留意微信群动态，常常处于“加班”与“等待加班”的矛盾状态之中，微信群中突如其来的“外出勘景”、“公司开会”等工作消息时刻牵动着实习生。他们并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听命于项目组的随时调遣。例如，在一次实地调研返程途中，部分实习生突然接到了参加公司项目推进会的任务，在饥饿与疲惫的交织中，效率堪忧的头脑风暴终于在凌晨一点落下帷幕。碍于“人情”和“面子”，同时为了更好地融入公司的人际圈子，实习生一般不会拒绝这些额外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