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革
金牛坝藏着张大千旧居“税牛广”
我用“藏着”这个词，并非故弄玄虚，是确有感触。比如我，从小生活在成都，因各种缘由进入金牛宾馆也是多次，可从来没有听说也没有见到过这里有张大千先生的旧居。直到最近，才意外地发现，在金牛坝我以为十分熟悉的金牛宾馆里面，居然深藏着享誉世界的四川内江籍画家张大千先生的旧居。
成都金牛宾馆张大千旧居（刘小革 摄）
那日，四川省直作协一行作家，沿成都市文旅局近日发布的有关张大千的旅游线路采风，上午先到了位于成都图书馆内的由汪毅个人无偿捐赠的“张大千文献馆”。馆内珍藏有张大千友人、名人、学者题署及画作，大风堂堂主（拓片）、门人、再传弟子、续传弟子的画作和书法等书画作品及张大千部分遗物等其他有关资料近万件。下午，我们来到金牛宾馆。
成都图书馆“汪毅捐赠张大千文献馆” （汪毅 摄，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在一座并不起眼的青瓦平房前，讲解员告诉我们，这座就是张大千的旧居——“税牛广”。它是张大千在成都购置的唯一居所，其实也是他在大陆购置的唯一居所。1947年到1950年，张大千在此度过了在成都也是在大陆的最后一段时光。
成都金牛坝张大千旧居筑“税牛庵”老照片（蓬州闲士摄于成都金牛坝张大千旧居，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说实话，在见惯了宽大住宅的当今，这座面积300平方米左右的砖木结构小平房，实在太过于简朴，甚至于寒酸，似乎与大名鼎鼎的张大千身份不大相配。而且，我们许多人心里都装着一个同样的问题：“税牛广”，张大千先生这旧居的名字怎么那么奇怪，那么令人费解呀？还好，讲解员很快就解开了我们心中的疑问。
原来，“税牛广”应该读为“脱牛庵”，“税”是多音字，意思与现在的“脱”相同。张大千用这个字的取意为“税驾”，是解脱、休憩的意思。张大千常自喻为“牛”，“税牛”表达张大千购下此屋的喜悦。因为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犹如脱去缰绳之“牛”，挣脱了寄人篱下的不适感觉。这个“牛”字，也不仅是张大千自喻，还是指成都金牛坝的“牛”，标明他的住所在金牛坝这块风水宝地。而“税牛广”的“广”字读音“庵”，词义也同“庵”，指小草屋，这是张大千的自谦之词。
小筑“税牛庵” （蓬州闲士摄于成都金牛坝张大千旧居，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真没有想到，一间小舍的名字，却还有那么多学问呢！
但这“税牛广”着实太小，怎么装得下大千先生一大家子呢？我心中仍存疑问。
其实我是多虑了！
张大千买“税牛广”，主要是为了他的第四任妻子徐雯波。1947年，张大千与徐雯波在“税牛广”完婚，当时还是租用，1948年才买下。那时，一大家人分为两处居住。张大千和徐雯波及男弟子们住在“税牛庵”，他的小儿子张心健，徐雯波所生的儿子，就于1949年出生在这里。而他的大夫人曾正蓉和三夫人杨宛君，则领着女弟子们住在成都东南部的沙河堡。
1948年5月，张大千在成都金牛坝旧居接待朋友（蓬州闲士摄于成都金牛坝张大千旧居，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在“税牛广”这不大的空间，张大千并没有停止他的艺术创作。在这里，他整理了曾经去敦煌临摹的数百幅壁画，为后来在国内外展出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做了扎实准备。同时，他还创作了大量表现蜀地山水的绘画作品，达到了他一生中的第二个艺术高峰，奠定了他在中国近现代画坛的宗师地位。
我们看到，如今的“税牛广”，已于2019年被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除了外观尽量恢复当年的原貌外，室内并没有恢复原貌，而是打造成了“在大千家中，看大千艺术”的展陈空间。展出分“可许桃林一税牛”“万里写入胸怀间”“故乡二月春如景”3个单元，通过实物、图片、多媒体互动等形式，展示1947年至1949年张大千在成都的生活起居、艺术创作等内容。
1949年7月，大风堂门人等在成都金牛坝张大千旧居（蓬州闲士摄于成都金牛坝张大千旧居，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所以，就是在“税牛广”这小小的空间，我们却大致了解到大千先生的艺术成就。
展品中有一幅荷花图，是张大千赠送毛泽东的《荷花图》的影印件。它很模糊，也没有色彩，却勾起我一段回忆。
《荷花》张大千 作（蓬州闲士 摄于成都金牛坝张大千旧居，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金牛道有张大千的荷花池
几年前，我参加金牛作协组织的“重走金牛道”活动时，曾在古代金牛道通过的天回山拜访过张大千在成都的另一处遗迹，那就是他作画的荷花池。张大千的荷花图是十分有名的，被画坛誉为他的“画中一绝”，驰名中外。当时站在大千荷花池畔我曾猜想，他的许多荷花图的灵感，应该都来自这个荷花池吧？
而今天在“税牛广”了解到他送毛泽东《荷花图》的来龙去脉，佐证了我的猜想。
这幅《荷花图》创作的时间是1949年春，算起来就是张大千生活在成都期间。据说他是应何香凝女士之邀而为毛泽东创作的这幅画。
画的落款是：“润之先生法家雅正。己丑二月，大千张爰”。（张爰是张大千的名字）
此《荷花图》构图饱满，疏密有致，舒展迎风的荷叶绿意弥漫，一朵盛开的白荷与荷叶掩映呼应，花蕾灵动而鲜活，用笔豪放大气，格调清新典雅，具有蓬勃向上之势。
《泼墨荷花》1949年 张大千 作（蓬州闲士摄于成都金牛坝张大千旧居，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在中国文化中，荷花被喻为“君子之花”“圣洁之花”；在佛教中，荷花被尊为“佛花”“宝相花”，张大千信仰佛教，送《荷花图》给毛泽东，表达了他对新中国充满无限生机和光明前景的祝贺。而荷花，总能让人想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骄”的寓意。这幅《荷花图》被誉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毛泽东很喜欢这幅《荷花图》，常年将它挂在中南海书房中，至今仍收藏于中南海毛泽东故居。
前面说过，张大千在“税牛广”整理了去敦煌临摹的数百幅壁画，为后来在国内外展出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做了扎实的准备，而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他临摹的敦煌壁画。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作品（左：刘小革摄，右：汪毅 供图）
仿古画高人张大千
我对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了解，来自15年前去莫高窟的那次旅行。在一个石窟内，莫高窟导游指给我们看进门甬道墙上留下的张大千一层层剥壁画的断面。他先剥去第一层的西夏壁画，后又剥去第二层的晚唐壁画，去观赏临摹最下面的盛唐壁画。导游说这座石窟历时29年才筑成，平均一年只掘进一米，而张大千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就使它大受损害。1940年至1942年，张大千曾两次到莫高窟临摹壁画，一共损坏了30多处壁画。他当时也许只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而临摹那些壁画，可毕竟对壁画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害。
那时听了讲解，我感到十分惋惜，甚至产生了对张大千的责怪。但今天再回过头来看待此事，却有了新的认识。感觉对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行为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
我们试想，要是没有张大千在国内外多地举办敦煌壁画临摹展，并出版《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等书，世界上能有几个人知道敦煌壁画这一艺术瑰宝呢？正是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才把敦煌艺术传播到了全世界，让全世界都了解到华夏千年的敦煌壁画艺术，才吸引了众多学者和艺术家的研究，也才有了今天对敦煌壁画艺术的重视和保护。不然，敦煌壁画可能早就随莫高窟一道被埋藏在茫茫荒漠之中了。
不仅如此，张大千通过对敦煌壁画的系统临摹，吸收了北魏、唐、五代等不同时期的绘画技法和风格特点，不但提升了自己的绘画技艺，也为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张大千还有一点不可否认的功绩。因为他在临摹敦煌壁画时，对莫高窟和榆林窟的洞窟进行了编号，并开展清理、发掘勘测等工作，为后续敦煌洞窟的研究和保护提供了便利。他的这些整理工作，具有开创性和基础性价值。
两相比较，对于敦煌艺术，我觉得张大千是功大于过的。而且，客观地说，当时的人几乎没有文物保护意识，用今天的文物保护观念来评判张大千，显然是不公平的。
能证明张大千是仿古画高手的，不仅仅是他临摹的敦煌壁画。他临摹过的名画题材与风格十分广泛，上自魏晋南北朝，下至明清，临摹过张僧繇、王维、孙位等历代名家作品，最高明之处在于他仿谁像谁，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
他为什么能以假乱真呢？
因为他颇能钻研仿古技法。他各方搜寻旧纸、旧裱装和“废料”，画好后先裱起，又用漂白粉等溶液洗涤，多次揭裱，再刷白芨水使纸面光润。如需要裂纹，就用火烤脆或熨斗烫焦，再用手搓卷。他还把手艺高超的裱画师傅请到家中，专为他做旧画作、装裱假的古书画。
另外，张大千对画家印章也仔细研究，对石涛、八大山人等画家早、中、晚年所用印章，包括印章的缺块、印文特点等细节都了如指掌，仿画时自然就能还原如真。
因为能以假乱真，他的仿古画在拍卖市场上拍出了惊人的高价，如仿清代石涛的《游华阳山图》拍了1000多万，仿元代王蒙的《青卞隐居图》以2700万成交，仿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拍出3.7个亿。
我们肯定张大千的仿古成就，首先他的仿古画是艺术的传承。他通过仿古深入研习古代绘画传统，掌握了各种绘画技法和风格，客观上促进了古代绘画艺术的传承和传播，使更多人关注和了解到古代绘画的魅力。
其次是他的仿古画提升了收藏界的鉴赏水平。张大千仿古画在市场上的成功，向收藏界提出了挑战和思考，促使收藏家和鉴定专家不断提高鉴定水平，完善鉴定方法。
对于画，我虽属于“外行看热闹”之列，但认为既然人们无缘目睹古画真品，能欣赏到张大千的仿古画，不也是极大的享受吗？
徐悲鸿称张大千为“五百年来一大千”，毕加索看了他晚年的画作后赞叹：“真正的艺术在东方”，西方艺坛赞他为“东方之笔”。
所以，不管是张大千的自创作品还是仿古画，今天都是国宝。因此，2023年国家文物局明文规定，张大千的书画作品一律不准出境。
张大千自画像（蓬州闲士摄于摄于成都金牛坝张大千旧居，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走出张大千旧居“税牛广”，再环顾四周那些曾留下当代中国众多重要人物足迹的金牛宾馆，心中升起无限感慨，金牛坝，真是风水宝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