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折千回，祁连山终将抵达
——评李修文小说《到祁连山去》
吴佳燕
李修文的小说创作近年来呈井喷之势且不断自我突破。新作（发《长江文艺》2025年第7期，点击阅读）一方面延续了他过去那种“六经注我”“万物格我”式的诗性风格、强大主体性和对普通人的命运关切，另一方面强化了叙事的密度和故事的实感，通过讲述、停顿、插叙与闪回等方式，时空交错、虚实相生，勾勒出社会转型期一代人曲折复杂的经验记忆与心路历程，并以一种对文学传统与青春理想进行回望和接续的姿态寻求现实的出口和心结的打开，于丰富的自我体认与对他者命运的感同身受中获取生命的救赎和内心的安宁。
《到祁连山去》首先是一个关于“诗人消失之后”的故事。1986年成为小说的叙事原点。那是一个当代文学的黄金年代，理想主义高扬、思想活跃开放。作为大学诗社成员的王忍冬和沈东生跟着诗人海子一起去西藏，只可惜在快到祁连山的时候被学校召回，就此作别海子与诗歌。此后王忍冬和沈东生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沈东生在商海打拼、几乎赶上了每一个时代风口，成为叱咤风云的商业大鳄；王忍冬却落下漫长的心结，认为自己的一生的落魄、郁郁不得志都与此行的中断有关——不仅喻示着诗人的消亡、文学的衰落，还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曾随上将过祁连，离家十年恒在边”，未完成的朝圣之旅与未竟的青春理想，化作现实困顿中的技校语文老师王忍冬对岑参、海子有关祁连山诗歌的喋喋不休，正是其痛苦内心的写照。此外，随着现实击打的接连扑面而来，王忍冬的痛苦又增添了两重：丧子之痛与知音难觅。儿子王朗在祁连山的一次冰川越野长跑中失温丧命，王忍冬预感到儿子的厄运却无力改变，对儿子的死因心存疑虑又无法确证，只能用一次次的疯癫呓语和打卦占卜进行纾解。而当接受了儿子肾移植的“我”和伪造身世经历的热依罕来到王忍冬身边，投其所好又居心叵测，让王忍冬感受到某种情感代偿，却仍然难掩失望和遗憾。
虽然诗人已然消失或风光不再，但王忍冬骨子里遗存着诗人的一切品性：脆弱，犹疑，疯癫，痛苦，善良，悲悯，当历史的微光、昔日的遗憾与现实的创伤叠加一起，凝结成他“到祁连山去”的执念与追求。祁连山在小说里便拥有了多重意蕴：接续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缅怀一代人的青春与梦想，是挣脱现实束缚的诗与远方，又是个体的自我疗愈与救赎之地。对于沈东生而言，1986年的折返可以视作其人生的分水岭，从此务实商业无关文学，更不像王忍冬那样把祁连山当成一种精神寄托，甚至可以若无其事地在祁连山长跑赛事中弄虚作假。王忍冬的祁连山情结是丰饶而微妙的，接上中断的朝圣之旅一直是他的夙愿，又在现实的诸多遭遇中一再被延宕。当心心念念的诗与远方变成令人悲愤的丧子之地，命运无形中被他者操控，王忍冬去祁连山的愿望不断被激活、强化和增殖，终于在热依罕的陪同下成行。不但是为了偿还心愿，更是为了弥补对儿子的亏欠，并从他人身上寻找救赎之路——他对“我”既安慰又害怕的复杂心理，对热依罕（邝冬梅）的不戳穿和倾力救助，正是为了在想象中实现对儿子的搭救。而对于“我”和邝冬梅这种被生活不断碾压、多方寻求出路的底层人群而言，又何尝没有去祁连山的冲动和行动？在王忍冬明知被骗、仍然相救的感召下，曾经绝望自杀的邝冬梅重拾生活的信心，最后跟王忍冬一起奔赴祁连山结婚；“我”在参加环湖马拉松比赛、伺机接近沈东生的过程中，却因着王朗的“附体”，在虚幻中回到了当年的祁连山长跑现场，不过这一次历史的悲剧并未重演，而是一边洞察到王朗的死亡真相，一边以不断奔跑的姿态表现出强大的信念感和对命运之手的奋力挣脱。
小说还通过打卦、替身、灵魂附体的民间说法及其荒诞书写传达出人物深沉的命运感和悲悯意识，正如顾随先生所说的“行乎其不得不行”与“自有其不得已处”。打卦占卜的习俗在中国古已有之，其在现代生活中的残留不过是以这种神秘的传统形式表达对诸多不确定性的忧惧和破解，满足不同人的心理需求。王忍冬和沈东生都喜欢打卦，前者是藉此托住自己不断下坠的人生，后者却是为了在商界一路高歌猛进又能毫发无伤。于是，沈东生身边聚集了一些跟他同月同日生的年轻人作为“替身”，既为他打拼卖命，又为他避祸消灾。然而，灾祸和命运或可因现实生活的偶然性而被阻挡和改写，那些鲜活的个体生命、真挚的人间情感，却永远无法被替代和重生。当王忍冬洞悉老友的“替身”秘密，预测到儿子有灭顶之灾却无法劝阻时，其悲哀与绝望不言而喻。吊诡的是，王朗临死前签下器官捐献书并指定只给“没钱做手术的年轻人”时，捐献对象“我”又恰好跟他同年同月同日生。命运的波涛再次翻滚，折磨着王忍冬的内心，一方面“我”成为王朗的替身，给了王忍冬诸多情感慰藉；另一方面，“我”因为现实困境迫切想要接近沈东生，从而可能成为沈东生的下一个替身，重蹈王朗的命运覆辙。王忍冬百感交集，跟“附体”的王朗一起，一再延宕和阻止“我”和沈东生的会面，正是要竭力拉住命运的缰绳，表达对个体生命的深切悲悯。而“我”又岂会甘于替身的命运？“我”跟邝冬梅一样，在真诚与谎言、生存与尊严之间不断拉扯，最终对王忍冬有了某种理解和亲近，并彰显出勇于掌握自我命运的主体性。就像小说首尾呼应的海子诗句：“那些是在过去死去的马匹，在明天死去的马匹，因为我的存在，它们在今天不死……”，正因为人之为人的主体存在与生命尊严，一切万事万物才有意义，把握此时此刻的自我确认，积极面对人生路上的各种变数，每个人心目中的“祁连山”终将抵达，文学精神的复魅与理想主义的回归也指日可待。
责任编辑：邱华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