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之俊
2007年，李怀宇先生赴美，期间访问了余英时、唐德刚、夏志清等12位学人，“在平易近人的笑谈中，倾听他们畅谈人生与创作生涯，并藉由他们的亲身经历，评点过往的风云人物、雅事趣谈，细数一页页风卷残云的往事”。（李怀宇《家国万里：访问旅美十二学人》）在评点过往人物中，钱锺书是其中重要一位，几位我们熟悉的作者，受访时都会或多或少再次谈及。
夏志清：钱锺书“对我真是当知心朋友看待的”
2007年11月19日、26日，李怀宇在哥伦比亚大学两次采访夏志清。夏志清此时已86岁。夏志清和钱锺书的关系，想必看过夏氏《追念钱锺书先生》《重会钱锺书纪实》《钱氏未完稿<百合心>遗落何方？》等几篇有名文章，以及夏氏去世后被公开的二人之间书信的人，肯定不会陌生，此处不再复述。
钱锺书仅凭一部长篇小说《围城》和几篇短篇小说，就被夏志清的现代小说史独立列章，推崇备至，其产生的影响超出了大家的预期。这次采访，李怀宇问到《围城》在1940年代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夏志清说：“《围城》初在《文艺复兴》上连载的时候，读者一定很多。可是到了1940年代后期，上面要打钱锺书，即在香港就有几篇文章苛评《围城》，上海当然更多，当年骂钱锺书、骂沈从文，都是配合上面的需要。骂人最厉害的就是郭沫若了。”骂钱锺书者有，但并不如夏志清想象得那么多。
钱锺书和夏志清在哈佛校园
20世纪70年代后期，谣传钱锺书去世，夏志清深情撰文追念钱锺书，此时，他已经好几十年未见过钱锺书了。夏志清曾回忆，他初次和钱锺书见面是在1943年秋，后来赴美留学，就再也没见过。故“文革”后，钱锺书在去美国前几天给夏志清的信中写道：“阔别将四十年，英才妙质时时往来胸中……”李怀宇问他见到真人和看他的文章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夏志清回答：“他对我很好，很感激我，他是在意大利看见我那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一看到，就大为感动。本来内行都知道他才高博学，可是在1940年代末期，上面有意要打击他，他的小说就没人看了。后来大捧他是我的书发行以后。钱锺书就是写信太捧人了，客气得一塌糊涂。锺书待人过分客气，但对我真是当知心朋友看待的。”钱锺书究竟是怎么捧夏志清的呢？“尊著早拜读，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伦，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呵呵，夏志清心里还是清楚的。
钱锺书同时代“好朋友”并不多，夏志清、宋淇等可算一个。夏志清在受访中说到宋淇时说：“宋淇好人一个，我的事宋淇都帮忙，钱锺书、张爱玲都是他的好朋友。宋淇的爸爸宋春舫同徐志摩有一样的家庭背景，一方面从商，一方面又爱好文艺，都是有钱人家。宋淇为人真伟大，他的英文也好。”
上海孤岛时期，钱锺书、宋淇和夏志清他们曾在一起“玩过”：“钱锺书定居上海后，宋淇即同他交识。那时宋淇以鲍士威James Boswell自居，待钱如约翰生博士，钱是非常健谈的人，有这样一位中西学问都不错的青年不时向他讨教，当然非常欢迎。有一次，想是1944年秋季，宋淇在家里开一个大‘派对’，把我也请去了。……钱锺书本人给我的印象，则好像是苏东坡《赤壁怀古》中的周公瑾，的确风流倜傥，雄姿英发，虽然他穿的是西装，也戴了眼镜。”乱世之中，那时大家都是壮志未酬的青年人，谁也不会料到，几年后，各自分离，远隔千山万水，遥遥不能相望……
巫宁坤：“钱先生当然看得起的人很少”
巫宁坤先生2019年去世，一段时间内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但平时是很少有人关注到巫先生的。巫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专门回忆他和钱锺书的交往过程。他去世后，笔者将这篇文章发在我主持的“钱锺书研究”微信公众号上，点击率、转载率都非常高。李怀宇这次采访（2017年12月6日）中的只言片语，或许可以再丰富巫先生文章的遗漏，增加我们对他们之间情谊的了解。
巫宁坤1939年到西南联大外文系读书时，钱锺书刚好是年暑期离开，后来去了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巫宁坤遗憾地说：“我不但无缘受教，对他的才华风采一无所知，甚至连他的鼎鼎大名也毫无印象。”钱锺书的老师吴宓成了巫宁坤的老师，教他们《欧洲文学史》，是外文系的必修课。巫宁坤认为吴宓“当然有大学问，我当时一无所知”。关于钱锺书是否说过“吴宓太笨”的话，巫宁坤说：“杨绛不是否认吗？话很像他讲的。我中间当了几十年‘右派’，到1980年代回到北京，常去看钱锺书，他从来都是欢迎的。我跟他没有学术上的关系，我也没有崇拜过他。我跟他一起当过翻译，他是前辈，我是小翻译。”“钱先生当然看得起的人很少。”
巫宁坤在西南联大只学了一年多，就毅然到美国援华的“飞虎队”当翻译，随后又去美国为在美受训的中国空军人员担任翻译。抗战胜利后，留在美国继续读书。1951年夏，他自美回国在燕京大学任教。他一生坎坷经历，大约从回国那一刻就开始了。他写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以此来概括他1949年后的生活经历。回国前，他在美国本可以拿博士学位了，可他没有坚持读下去就回国了。他说：“那时候出去留学的人都想到自己要回来，不像后来到了美国就赖着不走了。我们都是知道要回去的。1951年我正在写博士论文，燕京大学来了两个电报请我回去，而且那时候多拿一个学位，负担重一些，因为回去是美国学位。”“我们那一辈人当博士导师的，很多没有博士学位，像李赋宁就没有博士学位。钱锺书也没有，他是文学学士，毕业以后一年，交一笔钱，就可以封一个硕士。”这和杨宪益的说法差不多。
巫宁坤和钱锺书
到燕京不到一年，1952年夏，巫宁坤就被调去当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简称“亚太会议”）翻译。这时他认识了钱锺书。钱也是翻译组成员。巫宁坤回忆：“我那时候有情绪，觉得让我翻译这东西不是浪费我的生命吗？他们讲的都是套话、空话，而且文字实在是狗屁不通。钱锺书先生就提醒我不要出声，他当时就是老一点的教授，并不是后来这样了不起的泰斗级人物。他跟我一样要搭交通车去上班。”巫宁坤当时年纪轻（他比钱锺书小10岁），又刚从国外回来，对新形势了解不多，心里藏不住话，这也为以后“受难”埋下祸根。李怀宇问他：“您在燕京大学时，讲话很自由吗？”巫宁坤说：“那当然是很自由，赵萝蕤和吴兴华都警告过我的，我那时候情绪很大，整到我头上，我就有情绪嘛。经历的事情越来越不像话，应该说，我对事情看得比较清楚。”
翻译工作结束，由于院系调整，巫宁坤被调到南开大学任教。1956年6月，他又被调回北京。两个月后，他又奉命到中共八大翻译处任翻译，再次和钱锺书共事。他的性子变化不大，说话仍无顾忌。有一次，他拿到一篇领导人发言觉得文字累赘，很难翻译，就大声说：“你拿这种呆板的文章怎么办呢？”钱锺书马上把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嘘”了一声。巫宁坤说：“当时‘双百方针’甚嚣尘上，我没想到以语多锋利闻名的钱先生竟会如此谨小慎微，心里很不以为然。”
巫宁坤没想到，一年后，1957年，他因言获罪，被划为“极右分子”。在随后几年中，他被强制进行劳动改造，辗转于北京半步桥监狱、北大荒和河北省清河农场之间。1961年，他一度病危被“保外就医”，一年之后被调往安徽大学英语专业任教。“文革”开始后，被关进“牛棚”，全家流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好在他心态好，一切苦难，能坦然处之，“我觉得无所谓，你有军队，我怎么顶得过你呢？你要枪毙我的话，我无还手之力，但是绝对不会自杀”。他没感叹自己，反而为其他人感到惋惜。他认为吴兴华死得可惜，太早了，“他那么聪明的人，恐怕超过钱锺书啊！说老实话，他的英文可能比钱锺书好”。说到英文好坏，在李怀宇采访林同奇时，写道：据说，钱锺书说过，“中国有一个半人懂英文”，半个就是林同济，大家猜那“一个”指的就是钱锺书自己。林同济是林同奇的哥哥。
吴兴华比钱锺书小11岁，素有“小钱锺书”之称，才华横溢，王世襄曾说，“如果吴兴华活着，他会是一个钱锺书式的人物”。他英年早逝，为其惋惜的何止巫宁坤一个人呢。钱锺书也是其中一个。他和吴兴华一家关系很好，吴的夫人谢蔚英说：“钱先生一直对他很器重。”他们结婚时，钱锺书夫妇还特从清华前来祝贺。1958年，吴兴华被打成“右派”，很多人有意回避他们夫妇，但钱锺书见面还是主动打招呼，态度一如既往。1966年，吴兴华被折磨致死，留下夫人和两个女儿，生活拮据，钱锺书夫妇多次以各种方式表示关心。
1979年，巫宁坤错划“右派”得到改正，返回国际关系学院任英文系教授。“我一回去，钱锺书就跟我很多来往，他很好，从来不谈过去的事，也不问我。我们东拉西扯的，不用提话题，他可以从这个题目跳到第二个题目。”从他们初次见面，到此时，一晃近30年，各自“身经百战”，恐怕都再也无心谈政治了吧。巫宁坤在那篇回忆文章中讲到，第一次拜访钱府后，就收到他们的赠书数种，“二老从来没有就我们20多年来的坎坷经历问长问短，并不是他们冷淡无情，而是心照不宣吧，这些珍贵的馈赠，即时传达了无言的慰藉的深情”。
2019年8月10日，巫宁坤在美去世，享年99岁。
刘再复：钱锺书“对社会的险恶特别警惕”
刘再复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1989年到的美国。钱锺书是文学研究所的前辈，也是社科院领导，刘再复因此和钱锺书走得很近。他们之间还有一层关系，钱锺书的好友，厦门大学郑朝宗是刘再复的老师。
钱锺书当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时，负责管一点外事，有几次接见外宾时，他都要求刘再复一个人作陪。他对外事局说：“你们不要派人来，再复来就可以了，他不会英文，我可以当翻译。”他其实是怕小人“告密”，打小报告。刘再复说，他作陪时，钱锺书畅所欲言，不担心他会打小报告。他记得有一次一位日本学者来访，钱锺书说：“丁玲是个毛泽东主义者。”被打成“右派”，吃了那么多苦头之后还是依然故我。
对刘再复的这种信任，对钱锺书来说，并不多见，说明他很看重当时这个年轻的所长。刘再复自己也认为：“钱先生对我极好、极信赖”“在20世纪80年代，我作为一个弄潮儿，一个探索者，没想到给予我最大支持力量的是钱锺书先生。”他的老师郑朝宗对他说：“他（钱锺书）对我们两个都极好，你永远不要离开这个巨人。”钱锺书担任社科院副院长时，一般会议都不愿参加，只有刘再复主持的三次会都参加了。一次是给俞平伯先生平反，一次是讨论新时期文学，一次是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钱锺书自嘲说：“我都快成了刘再复党了。”
刘再复
1989年8月，刘再复到美国后，钱锺书仍很关心他。他给钱锺书家打去电话，钱锺书让钱瑗转告他：“在海外不要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政治不是我钱某能搞的，也不是你能搞的。”有一次，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社长陈松龄到北京来拜访钱锺书，钱一见面就问：“你在海外见到再复了吗？告诉再复，千万不要介入政治，政治不是我们这些人能搞的。”钱锺书这种对政治的敏感，与对社会险恶的警惕，让刘再复体会深刻。“他的学问之大不用说了，但他对社会的险恶特别警惕，他对我说：‘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被魔鬼抓住。’”“理解钱先生对社会险境的警惕，就可以理解《管锥编》为什么写得像一座堡垒。晚年的钱先生和青年的钱先生不同，晚年的钱先生学问很大，但青年的钱先生更率直，我更喜欢青年钱锺书。”“晚年钱锺书就不完全这样了，他很理智，很负责，很警觉，显得有点世故。能靠近他的人很少了。”
其实就在1989年3月，刘再复应邀到美国几所大学作学术交流和学术演讲时，钱锺书就已经叮嘱过他：“你到美国这么多学校，交往的人很多，一定要注意一点：只讲公话，不讲私话。”这是晚年钱锺书警觉世故的一面。
1998年，钱锺书去世。刘再复在第二年只写了篇千字文《钱锺书先生的嘱托》。他说写这篇短文也是不得已，因为钱锺书“多次嘲讽悼念文章。《围城》里有一句话：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钱锺书去世十年后，2008年，也就是在李怀宇这次采访后的第二年，刘再复终于写出长文——《钱锺书先生纪事》。
余英时：“默存先生冷眼热肠”
钱锺书去世后，余英时撰文《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他与钱锺书的两次见面情形。2007年11月，李怀宇在普林斯顿采访了余英时先生，“与余先生畅谈了五天五夜”。但奇怪的是，在这篇谈余英时的回忆文章中，李怀宇并没有记载余英时对钱锺书的看法。作者只是提及1978年余英时随团到访大陆，首次拜访过钱锺书等前辈学人。巧的是，2007年圣诞节前夕，复旦大学傅杰也到余府采访了余英时，并且请余专门谈了钱锺书。笔者这篇文章的信息，主要来自余英时的文章及傅杰的采访。
1978年10月16日至11月17日，美国通过美中学术交流会和国家科学院两个机构，组成一个“汉代研究代表团”到中国考察考古遗址。余英时随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北京、洛阳、西安、敦煌、兰州、长沙、昆明和成都，在北京拜访了钱锺书。这是10月下旬的一天，余英时和傅汉思一起，地点在三里河，但不是钱锺书家，而是俞平伯家。这次初见，双方谈话皆有克制，余英时对钱锺书初步印象是“默存先生的博闻强记实在惊人”“默存先生不取陈（寅恪）的考证”。
第二年，余英时在美国第二次见到钱锺书。1979年4月14日至5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访问，钱锺书随团。这次两人见面，已如故人，所谈话题也很开放，轻松了许多。比如，余英时问钱锺书是否如外界所说，担任过毛泽东的英文秘书，钱告诉他：这完全是误会。大陆曾有一个英译《毛泽东选集》的编委会，他是顾问之一，其实是挂名的，难得偶尔提供一点意见，如此而已。钱锺书还和余英时谈到马克思的浪漫史。余英时这样解读：他是借此故事向海外的访客表明：他从来没有奉马克思作圣人，也不信仰马克思主义。
余英时问钱锺书，《宋诗选注》既引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什么还是会受到批判？钱只答了两点：第一，他引《讲话》中的一段其实只是常识；第二，其中关于各家的小传和介绍，是他很用心写出来的。余英时觉得，钱关于引用《讲话》的解释也许是向他暗示人生态度。1957年是“反右”的一年，他不能不引几句“语录”作挡箭牌。而他征引的方式也实在轻描淡写到了最大限度。余英时认为，“他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不但半点也没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兴，而且避之唯恐不及”。
余英时在回答傅杰关于钱锺书为什么能避开政治恶浪、保持人格独立的问题时，是这样分析的。首先钱锺书是中年知识人，名气没老辈大，政治上不活跃。其次他和国民党没关系，政治上没问题。第三他没教过多少学生，参加过《毛选》英译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自己的价值系统跟思想，也可以说思想系统都已经确定了，不会因为政治局面改变、新的意识形态有强烈的要求他就去适应——他基本上不大去适应的。他也不是说完全不适应，而是适应得不大看得见。”“我觉得钱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在事变中怎么样适应，而同时能够保持自己原有的价值系统和原则，不会做出很不好看的样子，或者像冯友兰那样一再骂自己，他都没有做过。所以他能够继续不断做学问，只要没有别的任务了，他就可以整理他的笔记。”
这次在美，余英时“发现了默存先生嫉恶如仇、激昂慷慨的另一面。像陶渊明一样，他在写《归园田居》《饮酒》之外，也写《咏荆轲》《读山海经》一类的诗”。典型的是说到吴晗，钱锺书在众人面前说：“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让他印象深刻。“他为正义感（西方所谓sense of justice）所驱使，也会忍不住要说实话。”余英时说：“默存先生冷眼热肠，生前所储何止汤卿谋三副痛泪。《管锥编》虽若出言玄远，但感慨世变之语，触目皆是。”
余英时认为，钱锺书能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是因为他书读得早，读得多，把书真正念通了，有自己的认识，不轻易改变看法。“我们普通人常常会被一种思想俘虏，并不是那个思想力量大，而是那个思想背后有更大的现实力量支持。他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就靠他早年念书的结果。”关于钱锺书作品“没有体系”的问题，余英时说，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没有必要作这种分析。同时，钱锺书的治学方式受晚清遗老影响太深，喜欢在小的地方、精到的地方跟人较胜负，“他是非常好强的人，总要知人所不知”“钱锺书的遗产所具的学术价值永远是有用的”。
余英时和钱锺书两次见面后，再未得见。此后，两人有书信往还。总的来说，余英时对钱锺书先生“是非常佩服的”，并有着深沉之理解。而默存先生也是赏识余英时，几次赠书给他。钱曾当别人面夸赞过余英时：“你看现在国内还有谁能写出这样的信？”致他人私信中，也曾提及，难能可贵：“余君英时之中国学问，博而兼雅，去年所晤海外学人，当推魁首，国内亦无伦比，颇有书札往来。”对余之诗作，有中肯评价：“今日作旧诗者，亦有美才，而多不在行，往往‘吃力’，‘举止生涩’；余君英时，周君策纵之作，非无佳句，每苦无举重若轻，‘面不红，气不喘’之写意自在。”
有采访者对余英时说：钱先生对您也是非常欣赏。他赶紧说：“没有没有，那是他的客气话。你知道钱先生也有他世故的一面，他很客气，不能把他的客气话当真，我从来没有当真过。当然这也不是说他说的是假话，但也不能在这上面认真。”“他是对我很好。因为我跟他谈得还算很投契。”
1998年12月，默存先生逝世。余英时说：“默存先生已优入立言不朽之城域，像我这样的文学门外汉，是不配说任何赞美的话的，所以我只好默而存之。我读先生的书，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说，自然感受很深。”他郑重指出：“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
来源：各界杂志2025年第6期
